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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在正确认识这一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时，可以将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对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将长期和中期的增长趋势、短期和近期的经济形势以及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以此避免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当。

　　“长期”“短期”“供给侧”“需求侧”四个因素交叉形成四种组合，能够很好地揭示出中国在每一个时期的紧迫性挑战和长期任务。比如“供给侧”与“长期”结合，最典型的就是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与此相关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供给侧冲击。就此，党中央作出新常态的判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了，但是仍然实现了自身的合理增长。同时，这个期间没有遭遇需求侧的冲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和后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是高度一致的。

　　再比如“需求侧”与“长期”的结合，当下我们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这不仅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也是一个长期制约。人口转折点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成为常态。从“需求侧”与“短期”冲击的结合来看，新冠疫情的持续，不仅从供给侧伤害了实体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市场主体从而保供给的同时，还要保民生，即保家庭、保居民，保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才不会因需求不足影响消费市场，从而保整体经济的复苏。

　　在明确了长短期、供需侧结合进行判断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应对新起点上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随着人口峰值和更深度老龄化，供给侧压力将加大，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愈发显现，很可能出现以下的不利现象：如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人口扶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短缺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都产生不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

　　其次，人口负增长的新挑战在需求侧也突显出来。人口有三种不利于消费的效应，一是人口的总量效应：人口增长消费自然增长，人口负增长则消费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都会降低，老龄化的社会不利于消费；三是收入分配效应，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是后者的收入不足。这从理论上给了我们警醒。同时，可以看到几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希腊，在人口到达零点进入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到很低点。这就警示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把扩大总需求和需求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置于应有的优先地位。在宏观战略上，我们已经有了必要的部署，如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现在急迫的是在战术上做出安排。

　　基于上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挑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亟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着力。

　　第一，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在迄今直到2035年的十几年时间，是一个消除二元结构的机会窗口期。对比高收入国家，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更高，农业就业比重都更低，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求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第一是要弥补城镇化和这些国家的差距；第二是要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第三是要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由此，一方面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供给侧增长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人们进城以后变成居民，切实提高消费水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供给侧、需求侧都可以带来真金白银改革红利的举措。

　　第二，改善收入分配。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平缓下降态势，但总体还是偏高。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符合一般规律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也意味着加大再分配力度，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事实上，很多收入差距小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降低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可以更好打破基本生活之虞、消费后顾之忧和贫困代际传递。这就意味着要扩大政府社会支出，特别是占GDP的比重。根据瓦格纳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逐渐提高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放到中国的语境中来看，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都仍然偏低，可以说形成了“双重缺口”。因此，我们从一般规律和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降低基尼系数、提高人民福祉和扩大消费需求，提高社会福利支出进行再分配的举措既重要且紧迫。

　　总体来看，我们应该对我国经济疫情后复苏，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后劲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也有物质基础和底气不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做好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本文系蔡昉教授在首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的主题发言，由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并经蔡昉教授审定，授权光明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