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从来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作者：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国情特色的第一条。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征之一。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高达18%，有近9亿劳动力、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每一次跨越，都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次重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口，就为全人类解除贫困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5%，连续多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30%以上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立刻使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人口数翻了一番……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对于全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福利水平也将是一次巨大提升。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可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更好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低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池，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其他国际流动性更强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他们到中国与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生产能力，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迅速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为世界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规模巨大且高效率的低成本劳动力。但同时，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1978-2017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5%，远超同期约2.9%的世界平均水平。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国内市场。2021年中国人均GNI为1.24万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1.27万美元的门槛，但是经济总量却可以达到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且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早在2014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人均收入中等”阶段就做到“经济总量巨大”的经济体，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而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量巨大”两大重要国情特征，使中国以巨大的国内需求成为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加速度，彰显中国经济巨大“潜力”。中国同时具备高收入经济体不具备的“潜力”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的“引力”，使全球资源获取更高要素报酬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并更快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对于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如果分工细化，细化后的分工角色就可能面临市场规模不足的限制，无法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若要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分工就可能很难做到细化，从而也无法收获“干中学”或“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及“生产可能性扩张效应”等等。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同时收获“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使分工做到很细，那些所谓“小众”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市场主体既更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比较优势，又可以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新型工种和职业涌现出来，今年9月份完成修订的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都可以看作是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日益提升，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的成长，可能都将更多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容”的优势，将变得日益重要。

　　因此，中国应创造条件，更好地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以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要发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的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开放的条件之下，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同时具备“潜力”和“引力”两大重要国情特征的独特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成为全球优势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入中国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样中国也就“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二是应当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促进分工细化创造良好条件。这要求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支撑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并相互进行市场交换。

　　首先要从技术应用层面提升社会分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过去若干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也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现在在国内的大城市，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各式各样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各式各样的丰富需求，而这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与数字平台来实现的，充分说明了在网络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程度得到细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效率；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在制度层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分工的制度因素与安排，更好地破除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流动障碍。在这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以此为指引，能够更好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要素报酬的高低，高效率地找到最优位置，使得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发挥出最大效益。